Canary Wharf 的星光

12月中旬，我得到通知，要代表以前在牛津得的香港牛津奖学金（Hong Kong Oxford Scholarship, 去年改名为China Oxford Scholarship），参加英国国会议员（MP, Member of Parliament）Ed及其一行在英国议会的Formal Dinner。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的能源外交，尤其和非洲的能源外交，为他们即将在国会讨论的能源议案提供材料。应该说我在投行里做的就是能源业的并购和上市,所以谈谈这个应该没问题；但这通知来太突然，要想符合外交规范的表达我的想法，恐怕还要回牛津找博士专家磨练一番。

于是在圣诞节前一个月最黑暗的Peak Season，我全力挣足表现（比如在Christmas Party上大跌众人眼镜的大跳康康辣舞；凌晨6点抽醒小盹的VP，问要不要多做几张slides……），终于得到了宝贵的五天假期。像逃离正在冒烟的世贸大楼般，我跌跌撞撞的紧抱着行李逃离了Canary Wharf 让人窒息的建筑群，气喘吁吁的爬上了深夜开往牛津的列车。

窗外是黑漆漆的冬日平原，清冷的天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和Canary Wharf的夜空一样boring。这难不倒我，狠狠闭眼，幻想三秒，狠狠睁开。此时的窗外，是属于我自己的牛津夏夜，风笛悠扬，虫语呢喃，皓月盈盈，繁星满天。蜷缩着傻笑在无人车厢的空旷一角，意识朦胧中我觉得异常的幸福和温暖——终于，我的思想又可以天马纵横，我的灵魂又可以自在呼吸，尽管得到的五天自由是如此短暂，尽管五天后它们还是会被手铐脚镣在高楼森林。

半醒半睡之中，倒是想了一些和议员讨论的能源问题。非洲现在已经成了能源需求旺盛的中国最大进口地，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和矿产，给非洲美元和基建援助。其实在我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国际贸易。 但因为非洲是欧美的传统领地，中国的介入激起了在西方价值观体系下的激烈批判。

典型的西方论调是说中国的贸易没有附加西方惯用的政治和人权条件，某些无良的非洲政府卖了油给中国，拿着中国给的钱和武器去镇压本国、杀戮邻国的百姓；还有论调说被中国援助的国家是有选择的，只针对有利用价值的富油富矿国，即使是援助名义的项目也全是关系到当地经济命脉的电信、铁路和石油基建，奠定了未来中国对当地经济民生的控制……我清楚在辩论赛上，一方的数据虽然看上去能强有力地支持论点，但一旦审视数据的收集过程，会发现通过巧妙的以偏概全，偷换概念，重新定义，任何相关的、不相关的，甚至相反的事实都可以被包装成强有力的论据。这次回去，就是要搞清楚：究竟数据本源是怎样的？

回到牛津，还没怎么安顿下来，就去了我最favorite的学院图书馆 （见blog：星空穹顶下的小鼹鼠）。可不知为什么，怎么也酝酿不起学生时代饿着肚子静心读书的感觉了。论文阅读进行时，我的blackberry在不停的闪着最新邮件，我的手机在不停的应付最新留言，纽约的conference call，东京的memo meeting，莫斯科的客户追杀……我把Canary Wharf活生生的搬到了牛津的图书馆。当牛津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到底是我变了，还是世界变了呢？

幸好晚上有和国际关系学的Dr.杨老师的会面。2004年在牛津第一次见她时，原以为这个前全英学联主席是个很aggressive的女强人,可事实本人是出奇的nice，对生活对学术都有很深刻的见解，是我在牛津最尊敬的良师之一。

我告诉她我想针对西方的论调，逐一抛出中国的论点。首先是互不干涉原则，只做business，不向非洲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自己已经被西方的政治标尺折磨多年，不愿再强加于他人了。然后关于援助，其实条件好点的非洲国家，如埃及，科特迪瓦，尼日利亚等等，他们的基建已经在这几十年间被欧美给援助过了，这些非洲国家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人权问题国，但欧美却一直睁一只眼闭一支眼，因为他们的石油投资和利益都在那里，谁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而当年剩下的欧美不愿意援助的非洲赤贫国，这么多年来都陆续发现了石油和矿产。欧美看着后悔了，想赶快进入，却发现中国早年在当地援助的石油基建和铁路开始发挥作用，开发出的石油源源运往中国。他们吃不到葡萄，就赶快抛出所谓人权论、阴谋控制论、新殖民论，让中国哽着噎着不舒服。

杨老师觉得我不该把现在的中国在非洲的策略，等同于三四十年前的欧美在非洲的道路。首先，中国对非洲是有非利益的感情的，想当年新中国才成立，一穷二白，联合国能恢复红色中国的合法席位，全靠的是非洲国家的赞成票，中国三年困难加文化大革命，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派建设队、医疗队到非洲，那时非洲可没什么石油回报给中国，两者完全是阶级友谊。所以就算非洲这几年没有发现石油，中国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援助。其次，是台湾问题，有的国家中国不援助，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石油、没有利用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和台湾建交，主权问题高于一切。

话到这里还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基于搜集的完整数据, 总结出“两点基本原则”： 首先，中国在非洲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无可厚非的，凭什么欧美就能做而中国不能做，互不干涉的能源贸易对中对非是双赢； 二是，中非关系是有非利益的感情成分的，这不能和当年欧美的殖民掠夺相提并论。

于是又在图书馆里狠狠泡了三天。周三中午，一套Gieves&Hawkes正装，半瓶发胶，两罐红牛后，勇赴威斯敏斯特议会。然后就见到了下议院议员（MP, Member of Parliament）Ed及其一行。其实上过Ed的网页，得知他从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学院毕业，保守党实习两年后做了Barrister，然后作到MP，安迪告诉过我这是典型的政界之路。他本人比照片上壮实，矮墩墩的，年轻得让人吃惊。他还告诉我红色的地毯是上议院 (House of Lords）的大贵族Lords们才能走的，绿地毯是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MP们走的，所以走路要小心。虽然国会里真正有权利的是下议院，但我还是调侃地说：你这样每天都要这样提心吊胆的被歧视，心里好受么？于是他爽朗的笑声让议会的柱子都发颤起来。

然后是切入正题，他告诉我这次Dinner是搜集资料，为即将在国会讨论的能源议案提供理论依据，我是他们邀请的第一个，他们将陆续访谈其他的专家（hoho,我也成专家了……）进一步搜集意见。其实整个Dinner比我想象的要温和很多，他们其实不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在他们的眼里似乎还是一个红色贫穷的中国在拉拢非洲兄弟，我更多的是介绍性质的阐述，反复我总结的“两项基本原则”。Ed认真地听着，不时地插入一些问题来clarify,他的一个助理，一个年轻的剑桥小伙在忙着记录。唉，本以为是电视上那样的议院两党间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现在看来over-prepared了。

正当我有点松懈时，Ed冷不丁的问了一个问题，大意是最近某非洲国家因为人权问题，联合国决定出兵干涉，但中国投了反对票，导致行动泡汤，问我该怎么解释。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新闻我没听过，但几年辩论不是白练的，于是装镇静的说：我不清楚这个事件背景，但首先，中国从来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本地政府比外国政府更知道该怎么治国；第二，所谓的基于人权考虑的行动，很有可能是个幌子，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往往是西方大国的石油利益在当地政府管制下得不到满足，想借人权之机挟持/颠覆当地政府，而得到更优惠的条款，中国不会加入西方的这个游戏……Ed再次笑了，我们的餐桌在笑声中濒临散架。

自我感觉政治知识和素养还是有待提高，尽管已经尽了全力了。我突然想到，如果有华人是国会议员，了解中国，也了解英国，就不用像他们这样到处从零开始请“专家”这么麻烦了。我们于是还聊到了，在英国的华裔占总人口的将近1%，而在600多名下议院议员（MP）里没有一位华人议员，在20，000名地区议员里华人也仅占四人，完全和人口所占不成比例。

我想到的是，华人不爱参政似乎成了一个传统，一方面是因为老一辈华人没有受过合适教育，不懂英语，难以融入社会，这还容易理解；但新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普遍认为挣钱要紧，政治与己无关，也不思投票。华人本来就少，还有快一半不投票，这样怎么能选出合适的华人议员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呢？

还想起前段时间的伦敦华人游行，抗议四年永居变五年的议案。其实如果大家把这游行的时间省下来，认认真真地去投票，选出华人MP来伸张自己的利益，这样几乎是针对华人的议案完全可能通不过，何苦来游行呢。其实还有涨学费等等很多让中国人吃尽苦头的议案，通过投票和华人议员的游说，完全也有商量的余地。

最后Ed似乎很满意。他的assistant 剑桥小伙儿要辞职了，不知是不是也要去做barrister，所以他还需要我帮着做进一步的research，看来我五天的holiday全要被这事儿给占了，看来真得没有休息的命。

道别之后，寒风中我抬头望着玲珑剔透的大笨钟，第一次，流浪多年的我有种想回家的感觉。这家，已不在牛津，那是我的过去,我再也找不到在五百年的图书馆里静心读书的感觉； 这家，也不在这冰冷肃穆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太过遥远，太过缥缈，太过精致，太过高深； 我的家，就在视野远处的Canary Wharf ——尽管在那里，霓虹森林的炫目光彩扼杀了漫天淡淡的星点，无休无止的会议争吵淹没了泰晤士河上悠悠的风吟，但这就是我唯一即能逃离而又能回归的，即能犹豫又能把握的，即能抱怨又能热爱的。只有它，才是我的实实在在的现在。

是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渴望的回到Canary Wharf,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自由，也从来没有如此自信的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睡前倚在窗口，望着咫尺处那个夺目发光的叫Canary Wharf的小岛，第一次发现，原来它的霓虹上空，真的能见到模糊的星点，尽管微弱的闪烁着，仿佛一阵风就能吹灭，但确实淡淡的存在着、微笑着，只要用心去感受，只要用心去发现。

这一幕，我相信，决不是狠狠闭眼三秒再睁开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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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FA I 考过，衷心感谢yueyue, Nancy张和小郭的帮助，想吃什么尽管说，哈哈！！！。潜水的过了CFA II 和III的大牛们，小弟以后还需要各位指点，先谢过了。

2．  培训第一阶段已经结束，这一个月非常非常的intensive，所幸培训考试还算理想，未来的同事非常nice和smart。下一个阶段是选组加学习，又是一个月，会更加忙，各位请见谅。

3．  决定先暂停“那些女生教我的事”系列，插播两篇我培训时认识的同事们。第一篇如下，是“追梦的棋童”，但如果你有时间，请先重温 4月2日的Blog“钢琴家安迪”，这两篇文章是互相联系的，单看“追梦的棋童”，可能会有点突兀。

4．  各位，请留言啊！

追梦的棋童

漫长的三个月的培训第一天，早到的我佩着有自己名字的小牌子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像个刚进初中的毛头小孩儿一样，激动的期待着我同桌的到来。因为在培训前我已经Early start 工作了3个月，组里一帮意大利同事恰好都围着我坐，随时随地用他们神秘的母语交流，将我活生生的逼成了神经衰弱，而且已经无意识的在凌晨四点开始用最通俗的意大利语骂人和抱怨工作。所以这次希望我的同桌是能说纯正Posh/Queen’s English的男/女孩儿，让我被无辜污染的粉红心灵得到净化，至少骂人要重拾高雅委婉的英式隐用语。

我同桌的出现让我短暂的失望后刹那又精神一振。失望的是，从他胸前佩戴的名字看，是一个很东欧的名字，看来我想重温英式英语的梦想正式破灭；振奋的是，他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像知识分子，（我有相~当~严重的“恋授癖”， 详见 5月11日 blog“教授保罗”），一身咖啡色的考究西服，打理的中规中矩的咖啡色短发，标志的东欧挺鼻和浅浅的胡茬，咖啡色的镜框后是咖啡色深邃的眼睛。这位帅哥绅士友好的冲我笑了笑，握手完毕，互通姓名。

“你肯定是中国人！”他说。

“嗯，那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我猜，你肯定是**国人！”我调皮的一笑。

“为什么？”他很吃惊。

“我牛津的室友安迪（详见4月2日的“钢琴家安迪”）跟你是老乡，安迪告诉过我你们国家的几个大姓，你的恰好是其中一个。”我有点洋洋得意了。

“嗯，你对了。”他沉默了一下，“……嘿，我也是牛津的，在 **  College。”

“好学院啊！就在我们隔壁啊……那你肯定该认识安迪吧，他是你们**国牛津学生会的主席！”我情不自禁的老提到安迪，心里暗想世界真是太小了。

“嗯，可能把。”他咖啡色的瞳孔有了点雾气，似乎不想再讨论自己的背景，眼神转向了窗外清晨的Canary Wharf。

“看，多美啊。”他感慨道。

朝阳下，匆匆上班的正装人群成了一条斑斓的河流，在Canary Wharf的钢筋森林里急促而有序的涌动着，和泰晤士河的波光交相晖映。古老的伦敦在此时此地，是如此意外的动感和年轻。

他不爱说话，也不很爱问问题，但一旦问了，就是很难的那种，老师很少能不假思索的答出来。他很随和，而且想法很新颖，跟他天马行空真是享受。家庭作业我和他一个组，本以为我考了CFA I做作业能有点主导权，可他早早就过了CFA I, 正在等CFA II成绩下来；他似乎懂所有欧陆的语言，对德国人说德语，对法国人说法语，对西班牙人说西班牙语，像个自动的语言翻译机。这实在让只懂英语的我非常的汗颜（如果不算骂人的意大利语），甚至在活力四射的朝阳下开始双眼朦胧的怀疑自身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

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先发起的，大家开始饶有兴致的用Google Map 的Satellite功能给大家展示自己从小到大呆过的城市实景。轮到他了，他犹豫了一下，先在地图上自己的出生地，然后仿佛需要下很大决心般，顿了顿，然后飞速的介绍了他17岁到牛津前住过的7，8个欧洲国家的不下10个城市，北到赫尔辛基，南到罗马，东从莫斯科到西边里斯本，每个地方都至少呆了半年以上，他能清楚的记住每个城市的细节，甚至能在卫星放大照片中指出自己住过的公寓，简直就是个标准的泛欧公民。我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怪不得他懂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他告诉我们，去的大部分地方，是为了学习国际象棋，还参加过欧洲青年杯的比赛。我对他的佩服又深了一层。可是，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年轻的孩子辗转欧陆的学习呢？是学棋的传统么？

轮到我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兴奋，本想自己能给大家介绍我在“神秘的中国”呆过的地方，可是先打开我的出生地，一个川南小城，我却鼻尖冒汗的发现自己从来就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回到我的成长地成都，我再次发现我根本找不到我的居住地所在；再到北京，我费劲全力也找不到自己的校园宿舍……同事们有点诧异，换言之，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找不到自己过去的人……

这个被一次次确认的事实让我有点郁闷，像淡淡的涟漪一圈一圈的反复恼着沉睡的砾石岸边。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憎恨自己漂泊的生存状态，开始有点质疑这种流浪的生活方式。可是，当我们无奈的发现早以习惯了每天醒在不同的城市，早已习惯了故交新知聚散天涯的感伤，这就注定了心的指针不允许我们驻足停留、蓦然回首。然而，心的列车，何时才能日夜兼程，抵达明月清风的终点驿站？心的白帆，何时才能殆尽风浪，泊回海鸥呢喃的归航码头？……他注意到了我的沮丧，很少谈及自己过往的他告诉了我他的故事。

原来，他的家族是以前他们国内的一个赫赫有名的红色贵族，东欧剧变后，他的家族开始了在欧洲的政治逃亡。那年，他才7岁，只记得突然有一天在凌晨被突然叫醒，紧张的叔叔姑姑们带领自己和家族的孩子们，离开了熟悉的住所。 可以想象，透过车窗，懵懂的他抱着棋盘，在星光中回望自己即将永别的家园和童年，而从此，一个完全未知的如深夜般漆黑的未来，不由分说的向一个7岁的无辜棋童，迎面撕裂般呼啸而来。先到的巴黎，但还没安顿下来，家族存款被银行冻结，家族产业被法庭传讯，一切境况一天天的雪上加霜，所以只好又分了几拨，向南欧和西欧逃离。

但即使在这样悲壮的时刻，这个没落贵族依然保持着内心的骄傲和优良的教育传统，不管在哪个国家颠沛流离，他和姐姐一直在当地最好的学校继续着最严格的国际象棋训练，从格鲁吉亚到法国，搬到哪里就学到哪里。他也一直非常争气，从9岁起，每次参加比赛就从来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我Google过他的名字，他有高得吓人的积分，参加的每次European Youth Championship 赛上都是前10名，更别提一串串的小锦标赛的冠军。可他有点烦恼的是，每次比赛，他不知道自己究竟代表哪个国家。他的家族早已被驱逐出境，而新的西欧国籍虽然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但他从小就知道，那不是他的所在。真正魂绕梦牵的祖国，早已被定格在这个棋童7岁那年星空下的回眸一瞬，即使盘旋在塞纳河畔的梦之边，即使流浪在科隆教堂的塔之巅，任凭岁月的流逝，依然铭记如新。

家族的产业依然还在缓慢的恢复，而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慢慢的懂得了该分担家族的重任。他在赫尔辛基做过最卑微的图书馆助研，曾在巴黎同时兼顾5个顽皮孩子的数学家教以糊口。后来家境逐渐稳定，他终于插班读上了英国著名的寄宿公学，并以全A的成绩考入了牛津，并被录取进了最好的学院之一。而现在，这个有故事的年轻绅士，就在Canary Wharf 的高楼，在落笔沉思的一瞬，轻扶着浅浅胡茬的下巴，咖啡色迷雾般的双眼，静静地坐瞰着窗外的日月斗转，沧桑变幻。

谁能想象，在那温文儒雅的外表下面，居然是这么多、这么多惊涛骇浪的故事！突然我又想到了钢琴家安迪。他们的背景很相像，同样的国家，相仿的年纪，连在牛津的学院都挨着；但经历又是那么的让人感叹唏嘘：一个是得江山的蒸蒸日上的转型资产阶级，一个是被驱逐出境的没落红色贵族；一个是一帆风顺、英气逼人的张扬才子，一个是与命运抗争，坚定内敛的沧桑游子……可以想象当两人无意间在牛津的图书馆面对面的偶遇，新天地的主人和旧世界的过客灵魂火花的碰撞，那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但有一点共同的是：他们都在少年起开始直面命运的挑战。我们的钢琴家已决然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满负责任感地准备扛起千秋大任；而我们的棋手虽然失去了祖国，但得到了命运最慷慨的馈赠——勇气、抗争、坚持，还有事业……

他告诉我，他一直以为象棋是他的全部，但每次接过奖杯时，他才明白，心中是自己的祖国，一直支持他熬过这些流浪岁月，尽管从7岁起，他就再也不能够回去。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有关找不到过去的郁闷是那么的幼稚和肤浅。我有我的国家，我有我爱的工作，我有我的人生理想，在流浪中坚持信念，就算是世事再变迁，未来再无常，也有足够的勇气，为梦想而战。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培训第一阶段结束了，他和我几门考试都考得不错，决定好好的放松一下，就到了Canary Wharf 背后的一条酒吧街。几扎啤酒，倚栏而坐，隔河相望，Canary Wharf像透明的钻石宫殿小岛，被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荡漾围绕。

培训下一个阶段，就是要选填行业组的志愿了。我很兴奋，银行、能源电力和消费品是未来中国投行业务的快速增长点，我的志愿就集中在这几个，以后能把这些行业知识和相关并购上市的运作方式带回中国。他也觉得很有道理。

“对了，你想选那个组？”不胜酒力的我舌头有点不受控制了。“我知道你们那里的石油和煤矿业很丰富，银行业也开始向西方开放了，而且你又是native speaker, 要是能把这些行业的运作方式带回去该是多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很愚蠢很伤人的错误，一个人的伤疤被我无心又无情的重重揭开。

“对不起，你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点手忙脚乱了。

“嗬嗬，没关系……”他浅浅的小饮一口，咖啡色的眼眸逐渐朦胧起来，和平时一样，他又恢复了沉默。他慢慢的作了一个很酷的模仿相机照 Canary Wharf 全景的姿势，突然鱼跃起身，隔着泰晤士河对着Canary Wharf 大喊：“总有一天，我把这里学到的都带回去！是的，我——会——回——去——的！……”

夜深了，Canary Wharf 晶莹的夜景，已和泰晤士河混为一体，斑斓地荡漾流动起来。而此时此刻，在我的眼里，它不再仅仅是建筑群，它正承载了一个棋童在7岁那年星空下升腾的梦想，从格鲁吉亚修道院般的象棋学校，到赫尔辛基最偏远的破旧图书馆，棋童追梦的历程从不因多舛的命运而停歇；尽管也曾迷茫于三餐不济的流亡岁月，尽管也曾苦恼于身份错位的棋手生涯，但痴心不改，眷恋依旧；而当千帆驶过，风云散尽，这梦想更加坚定，哪怕用尽一生时光，哪怕不惜一切代价……

我闭上了眼睛，感受着微醺的泰晤士河晚风的安抚；此时的我们，静止定格在了身后 Canary Wharf 霓虹闪烁、人行匆匆的流动画卷中……而此时此刻，在这些透明的摩天高楼的亿万个窗口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正在被重新追溯，有多少梦想正在努力实现啊……愿上帝，能让所有努力追梦的人，最终圆梦吧。

不好意思，似乎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组织语言了，自我感觉有点粗糙，见谅见谅，以后会扩展修改一下。这一篇其实不仅仅是二号女生，更是一个团体，希望失去联系的以前星星擂台的同学能够看到并联系上。 

二号女生

不知还有谁能记得住“星星擂台”全国高中生电视百科知识竞赛？96年起它在全国播出，来自京、沪、广东、四川和辽宁5省市的高中生们，一轮一轮被变态的数理化生物天文历史之类的题折磨，通过周赛，月赛，再到最后的决赛。

高二那年我很无辜的被我的高中派去参加98年那季“星星擂台”。接到这消息时吓得差点大小便失禁，因为我当时理科试验班的同班同学All Wrong，已经在97赛季代表我们省参加了比赛，拿到了总决赛的季军。所以这次学校下命令，决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可是All Wrong同学从小就是数理化神童级的人物，我打死都不能跟他比的阿。一想到这个，就失眠的厉害。

然后就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到了北京；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各个省市的高中生佼佼者们。我发现他们都爱博览群书，独立思考，尽管才高二，都有了初步的人生目标。记得当时上海的小汪告诉我，他正在看当时还不普及的Delphi编程语言，想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电脑工程师；张哥三句不离生物和遗传，立志要成为一名生命科学家，还要成立一家跨国生物医药企业；小樊，这个军人的后代，立志成投身于高科技国防事业；帅姐，想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最顶尖的医生。

相比之下，我就是个自由散漫的爱读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闲书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太明确的人生目标，虽然间歇性的会做白日梦般想成为萨特或斯蒂芬茨威格那样的作家（现在看来，作个穷讲师，或类似于写Sex and the City这样的Columnist补贴家用更符合我当前的职业梦想……）。本来一直忧心忡忡自己的准备不够充分，做梦都在看题，现在看到了这鸿沟般的差距，很快心态就放平了，知道外面的世界比输赢更重要。

然后，我们遇到了二号女生。我们都很惊讶她也是比赛选手，因为在演播大厅里，她的容貌、气质和谈吐，丝毫不比北京电视台的女主持逊色。而且都觉得很眼熟，原来她就是当时一个风靡全国的中学生刊物的封面人物。更意外的是，大家都是来自闻名全国的名牌高中，而她，来自于一个尽管也是很有名的师范学校，但却是不能参加高考的。她比我们都大，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本来成绩一直不错的她不愿意给家里添负担，便拼尽全力考上了他们省里最有名的公费师范，演讲，钢琴，主持和绘画都是自学的，已经小有名气。她的梦想，是家里没有负担的时候，去国外读大学，成为另一个杨澜，有一个自己的电视节目。我听着她的传奇经历，很是佩服。但同时也有点隐隐的担心，她没有学过理科方面的东西，而在这个比赛里是致命的啊。

在北京电视台演播大厅，首先是录的是二号女生他们第一组的周赛，而我在第二组。当时我们即将比赛的选手都和观众坐在一起。闻着摄影棚特有的橡胶味道，我的心开始紧张的作钟摆运动。当时我们一直看好他们组的小肖，他绝对是个百科全书，而且人还帅（之后他在清华竞争惨烈的男女比例20：1的某专业里成了当仁不让的头号班草）。第一轮常规题，他顺利的答出了显隐性的遗传题和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辨识题，而二号女生不是很走运，抽到了白矮星的天文题和海底火山成型题，都没有答对。

然后是抢答题。二号女生抢到了一道希腊历史题和中国民族乐器题，名次到了第二。到了中段，突然有了一道很怪的题。当时的场景是一个燃烧的蜡烛，被一个有特殊角度的玻璃板挡着，问吹烛者在一定的角度限制之下，该怎么吹才能把蜡烛吹灭。当时全场观众开始骚动起来。是啊，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谁都觉得这容易得不能再容易，闭眼一吹就了事了；可现在，在足足3亿的电视观众面前，又是在答不对就扣分的抢答环节，谁敢不假思索的冒这个险呢？万一有高深的trick在里面呢？观众席上我的脑子里已经开始计算角度了，数学天才小汪抿抿嘴，已经迅速的拿纸打草稿了，张哥双目圆睁，好像都已经有答案了……

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抢答铃声响起来了，我一看，是二号女生！正在我怀疑她是不是错按了铃时，她已经离开自己比赛的站台，径直走向了蜡烛，站定了，深呼吸一把，按照要求的角度重重一吹，蜡烛奇迹般的应声而灭。在我们的困惑中，观众席上忽然掌声雷动，二号女生赢得了关键的10分，追平了小肖。虽然在最后的风险题环节，二号女生还是惜败给了他，但是，对一个文科师范生而言，第二名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

下一组就该是我了。二号女生一脸欣慰的笑容径直走向了我们。祝贺过后，我很好奇地问她：你真的是把角度计算出来才吹的么？她自信的一笑，说：不，我算不出来。但我想，既然在日常生活里人人都敢试试，为什么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呢？机会从来不会送上门，我要自己去碰。

她还是那么沉稳的说着，我的思维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对啊，从小我们就被灌输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大脑，所以一辈子都在战战兢兢的准备着，就怕未来为了突然到来的机遇而手忙脚乱；可什么时候才叫真的准备完毕？没有！永远没有100%的准备完毕！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主动地倒过去寻找，去挑战“机遇”本身呢？就像这比赛，与其老忧心忡忡还有哪些书没看完，还不如就勇于按下按钮，逼自己去思考、去回答；人生又何尝不是呢，与其老借口说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不如就勇于说no problem，逼自己去grow up、去竞争……

她的话让我神奇般的进入了“圣战”的状态。半小时后，我们这一组周赛开始正式开始。我们这组有小樊同志和帅姐，都是非常让人敬佩的对手。几千瓦舞台的灯光烤得我汗水直滴，我眼前是黑压压的观众群和三台坦克般的摄像机。但我心里从来没有这么平静。常规题，我答对了萨特和加谬的在存在主义上的区别和神经系统的分布，暂时第一；抢答题快结束时，小樊拿出了军人的气势，抢到了古典音乐和名画辨识，我落到第二。最后一道抢答题，是一道有趣的动手题，给了我们一个长方体的装满水的容器的长宽高，让我们留下水的几分之几，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想也没想，就直接抢答了，在走向容器的10米路程中，我的脑细胞经历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燃烧过程，就在短短的几秒里得到了答案，我也拿到了关键的十分，和小樊并列第一。

最后的风险题，我再次走出了冒险的一步，想也没想，就直接选了风险最大的50分题，抽到了齿鲸和须鲸类的一套组题，正是我拿手的生物题。当主持人旭东告诉我全部回答正确，紫星获胜的时候时，不记得佩戴紫色星星的我自己根本没缓过神来，全场掌声雷动，三个炮台一样的摄像机突然全转向我，我才知道，我是周冠军……

小汪在下一场也得了周冠军。散场后我们在观众群里找到了她，她很有风度的微笑着祝贺我们。可我忘了告诉她，正是她的人生态度，瞬间改变了我的比赛，甚至将改变我的人生。在随后的月赛上，我第二，小汪第三；月赛附加赛上，我还是第二，尽管最后总排名第六，没能进入前五的总决赛，也没能超过同班All Wrong总排名第三的成绩，但我知道，这是我最好的结果。而且，一个新的主动创造机遇的人生态度，从此时，慢慢的成型，生长。

上飞机回家前，我们几个省市的选手都互通了联系方式，但那时互联网还没有什么普及，大家都留下的是学校的地址。我给她寄去了我攒了一年的《演讲与口才》，她回寄了我们所有选手在故宫的合照。毕业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8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小汪后来考上了复旦计算机系，果真用Delphi语言发明了Winamp上的歌词显示系统，现在美国读博；张哥后来成了高考省状元，从北大生物到耶鲁生命科学PhD，正逐步实现当年生命科学家+企业家的理想；帅姐现在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即将成为和她的父亲一样的最顶尖的胸外医生；小樊考入了中国最好的陆军学院，要成为最帅的科技骨干；……而失去联系的她呢？是不是正在为自己杨澜第二的梦想奋斗着？是否还能记得住我们这帮萍水相逢相互鼓劲的朋友们？……

去年九月回国办完事，我打的到机场准备回伦敦。车遇红灯停了一会儿，窗外，我无意看到了报栏上的一期广播类的杂志，封面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脸孔和大标题的访谈。当车发动时，我才猛然想起来，这不就是二号女生么？还是那么有春风般笑意的名字，还是那么坚定而又自信的眼神。她又成了封面人物！她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栏目？我激动得猜着，仿佛又成了当年16岁的高二小孩儿。

车行驶在了初秋的北京高速公路上，我疲惫的瘫在后座,而记忆还在止不住的燃烧着……这个节目后来改名为三星智力快车，成为北京电视台的经典节目；主持人旭东从当年一个才毕业的青涩大学生成了如今北京电视台的台柱；而我们短暂相聚后，天各一方……

氤氲的雾气悄悄染透了我的镜片，朦胧中，高速路旁的杨树林，在北京秋天阳光里渐渐模糊、远退；暖暖的树影，在膝前潺潺的流动着，如斑驳的回忆般转瞬而逝。回顾那段岁月，我突然意识到，一帮五湖四海的高中生们，恰好在理想萌动的季节，在这个“加油站”，互相影响，互相鼓励；这短暂的聚会，受益终身。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联系，大家都怀着早年的信念，正在不同的大洲，不同的行业，打拼实现着自己当年无限憧憬的梦想。我只想说：

各位，珍重！

Life is short, let’s keep mov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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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女生教我的事（系列）

我想写一个“那些女生教我的事”和“那些男生教我的事”的系列，学学蔡康永的格式，用编号来匿名代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女生和男生。所谓“教我”，不仅仅是给过我感悟和帮助，能让我感动，能让我记住，就是教我。大家看看喜不喜欢吧。

一号女生

第一次知道她的存在时，大一军训刚过。我当时很撞狗屎运的在大一学生会当个官，为了政绩办了一个新时代青年军训汇报这类老掉牙的征文比赛。记得当时带着他们学习部审初稿，笑得死去活来。征文有赞美猪食般的馒头和榨菜的；有绝望表达对军队洗衣妹暗恋的；还有深刻剖析教官变态虐待欲望根源，并哭喊着还想再要一次的；还有干脆讲自己半夜和军队班长出来偷瓜，最后升华到军民一家亲的……

她文章的出现，狠狠的震撼了我们。她的主题是教官们的命运，说他们是被时代遗忘的蒲公英，虽被风漫无边际的吹着，但一旦扎下根来就是社会的重心所在。最后我们选送到了中文系的教授评审团，不出意料的，她得了第一名。

第二次是学校的一次民间演奏会。那是一个有了凉风的初秋夜，硕大的月亮被夹在了两栋宿舍楼间。月亮下，是楼间篮球场上临时搭的舞台。那天乱哄哄的，放眼望去全是拖鞋和白背心的新鲜人，空气里揉着饭香和开水房的味道。大家在忙不迭跌的借机找寝室联谊，攀老乡关系。

只记得几首不知所谓的摇滚后，一个恬静的短发女生一袭白衣的登台了，手里是一把吉他。我以为她要演奏民谣，没想到她演奏的是古典吉他。明月清风中，喧闹的篮球场上鸦雀无声，这流水般的琴声恰到好处的安抚了大一的浮躁和迷茫。随后大家喧闹如初。她默默的收拾好吉他，把头发缕到耳后，消失在了人群中，仿佛就从没来过。 

第三次，我已经通过别人知道了征文冠军和古典吉他家是同一个人了，所以在学校演讲团的训练时见到她，一点都不惊讶。当时我学生会外还兼带辩论队，很想四处挖人（所以演讲团长见到我就像带鸡崽儿的老母鸡见到了鹰），就满怀自信的过去问她想不想加入，没想到她当场拒绝了。她说，辩论是为了说服别人，演讲是为了感动自己，还不假思索用了好几个排比句来表明演讲比辩论高不知几个层次，所以就算了。 

我被据的一愣一愣的，咬牙切齿的有种上当的感觉，原以为她文静内秀，超凡脱俗，现在看来，旁征博引，避重就轻，偷换概念，就是个典型aggressive的辩手嘛，哼哼。后来才知道，她是辩论腻了,想换换口味了。后来发现她还在学生会隔壁的广播台作他们专业的节目，后来校园歌手大赛我们在预赛时一先一后进的复赛，也都有去北图的习惯，社交圈也重叠的太多，一来二去，我们开始成了好朋友。

你知道吗，你有一个大问题！她会这样习惯性的训斥我。比如，吃饭的时候，她会突然说：你太霸道了，太aggressive了，这对学生会工作是不好的。

为什么？我轻挑一边眉毛表示不屑，嘴里塞满了饭也能不阻止我反击，心想你也没比我好多少。当时学生会正在办一台节目，我是策划、主持、兼跑龙套，还吃力不讨好，火气正大；辩论队下周要和兄弟院校厮杀，我还没时间组织训练。

她胸有成竹的放下筷子，开始进攻：所谓的领导者，不是有多牛，什么都包办的，更不是让大家被你颐指气使的，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很多，最后都身首异地……

OK，OK，跳过这个……这是我最怕的，她能从女娲补天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会把饭喷出来的。

她继续的在人声鼎沸的食堂里进入了她旁若无人的演讲状态：真正的领导者不见得要很牛很强，但他一定是一个凝聚力很强很nice的人，能让比他强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工作，而他本人负责的是对外和对内的协调。这种职责的下放和重新分工，能表明对伙伴的信任，同时对他本人也是一个解脱。我就不拿你举例了，你就是个活生生的累死自己还不讨好的角色……

哼哼……我沉默了，像原本神气活现的蒲公英遇到了强台风。这是一直嚣张的18岁的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同龄人的建议，而可怕的是，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的正确，砸在我的心坎。

从此之后，我开始学会如何调动团队的潜力，如何权衡的分配职责。我组织的各种比赛和活动，每次都少不了她的建议，她成了我大一最好的良师益友。大一结束后，我们从偏远的大一分部搬回学校本部。尽管这个破破烂烂的分部实在让人难以留恋，但离开这里的那一刻，我能体会到我的成长，并更有信心继续在学生会和辩论队拼下去。可谁也没料到的是，我的生活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大一暑假，我的师姐帮我报了新东方的托福班。其实本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想练练英语。但去了之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极具蛊惑的新东方老师的全奖宣言，作名校PhD 做 faculty 的光明未来……我迅速报了来年5月份的托福，开始准备了。后来，在众人的惊讶眼光中，我像着了魔般迅速的辞去了从学生会到社团的所有活动，包括心爱的辩论队，因为我发现学生工作和未来申请学校冲突很大，而且申请需要很高的GRE, TSE, GPA和Paper，这是一项艰难的长期工程，我不想有任何闪失。

她非常好奇我的经历，也报了一个冬季班想试试。虽然我已经上过了，但还想再考前熟悉一下，就跟着她去新东方蹭课，往往是她先进去，然后把卡扔给我，我再溜进去。我再次进入了狂热的新东方状态，而她却没我想象的激动。

喂！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天上完课，她终于皱着眉头发话了。

嗯，什么？我很意外，大一之后她就很少说这句招牌警语了。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校，这就是个邪教！她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

为什么？我的心戈登了一下。

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你不该这么早的就定下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学术，适合出国，就把学生会的全辞了，把自己的所有后路统统都断掉……一旦你失败了，你就一无所有了！她语气从平缓到急促，好像这是件很严重的事。

这不就是绝望中寻找希望么？我有点无助，只好拿新东方的校训来硬撑；也有点生气，觉得不被理解。

那是你自己逼自己到绝望的，不是生活本身。你才大二，有这么多精彩的生活，就甘心把自己囚禁起来，追求一个很不确定的人生目标？她又进入了铿锵有力的演讲状态，但这原本该是天籁般的福音，第一次，听上去那么陌生。

哼哼……我再次沉默了。我承认我的心真的有那么一刻有点动摇。但我已经不是大一的小孩儿了，我固执的想要继续我的想法。

不管选择怎样，我还是支持你。拿个高分奖，去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吧！她双眼决然的重新聚焦到黑板，微昂额头，紧蹙的眉宇渐渐舒展开来，恢复了优雅的但有丝勉强的微笑，仿佛这个谈话从来没发生过。

从那一刻起，我们都开始了微妙的变化。我开始疯狂的背词，认真专业学习，周日自己去北图看外文期刊阅览室的经济学期刊，在心里，我的未来已经完全跟这个还有点遥不可及的学术理想渐渐捆绑起来了。而她在团委和社团担任了更高级别的工作，忙得昏天黑地。我和她的联络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一联络，也是她抱怨团委人际关系复杂，赞助难拉，而我抱怨单词易忘，模考艰难。以前战无不胜的组合，现在心里都能感到默契在流失。

托福成绩下来了，考的出人意料的高，这个分数真的让我随后拿到了新东方的托福总分奖和单项奖两个奖，我也在颁奖会上因此看到了校长俞敏洪，看着他光亮的额头，我默默的想：就算是邪教吧，我也拼了全力当了个好教徒了。

然后我进入了GRE的地狱般的准备状态。我已经在校园蒸发了，室友开玩笑说碰到我的几率比碰到戴相龙项怀诚还小。后来得知她也报了GRE和LSAT，她为什么也要考呢？我不得而知，也没有时间知道。但我担心的是，她的团委和社团工作让她没有时间准备这个浩大的工程。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在家里安心备考。这个备考过程恐怕能写一本书了，现在想起来，真是让我的父母承担了很多的压力。到了后期，我免疫系统几乎已经崩溃了。考前的两三天，我在医院做了一个脓包手术；后来扁桃体也开始化脓了，于是发烧又送回了医院，但一打完吊瓶就得马上飞回北京考试。虚弱的躺在飞机上，忍住伤口和喉咙的剧痛，我想，作为无可救药的教徒，这就叫绝望中寻找希望吧。

而她比我先两天考，本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备考，可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我恰好知道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她的朋友，正好有房间可以暂住，就把消息转告给了她。虽然这样，她还是没有考好。在这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还在住院的我连一个安慰的电话都没有来得及打。而考完之后，她，和他，很自然的走到了一起。

GRE的成绩高得让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看到屏幕上的分数，牙关紧咬了两个多小时的我霎然泪流满面，不仅仅是伤口已经疼得让我不能起身，不仅仅终于可以让父母宽心了，我同时在感慨：为了这一个梦想，我牺牲了多少？还将牺牲多少？我不得而知。就像穿上了传说中的红舞鞋，不穿则已，一穿就要舞蹈一生，直至呕血而死。

不出意料的，我再次赢得了新东方的GRE总分奖和单项奖两个奖，我再次在颁奖典礼上见到了俞敏洪。他的额头愈加光亮，当时因为新东方改制的事情他看上去尤其憔悴，他告诉我，我的考试没问题，GPA也很高，现在就剩Paper这一项了，好好加油……我默默地看着他，心里默默地说：你先让你自己穿上了红舞鞋，后又让我们穿上了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脱下它呢？

我又开始了发Paper的艰难历程，已经没有人在校园里见到过我。整整半年，从酷暑到寒冬，我租了一个小屋子，骑着一个破烂自行车，在北京各个图书馆和各个高校来回奔波，做数据，写paper。我的商学院的院长更是不吝给了很多修改和建议。截止到毕业，我在全国核心经济类期刊上发表了4篇文章，从博弈论到国际贸易。我也因此囊括了学校里一个本科生能得到的所有学术奖学金。

而我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消息。当得知拿到牛津奖学金后，我第一个就想告诉她，她当年无心的鼓励竟成了现实，可当拨下她以前的手机号，已经是空荡荡的“此号不存在”。渐渐的从朋友口里知道她放弃了LSAT的考试，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留在了北京。她和男朋友进展也很顺利，在我飞赴牛津的前夕，听说他们已经订婚了，在东方广场买了一套昂贵的纯白的礼服，不知道在真正的婚礼上，该是多么的耀眼阿。

时到今日，除了那双新东方赠与的、自己自愿穿上的红舞鞋，我还是一无所有。从北京，到牛津，再到伦敦，我已经停不住自己的步伐，我的未来正在连我自己都无法控制地肆意延伸。我不知道这条路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下一站是在天涯何处。我想说，我会努力让生命的舞蹈继续，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更想说，感谢她在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出现，教我明白了人生的无限潜力和无限可能。

但我仍固执的牵挂着多年前的另一身也是白色的但并不昂贵的衣服；我也牢牢记住了短暂青春一幕不可磨灭的画面……我们的18岁那年，清风徐徐的月光中，闹哄哄的两栋宿舍楼间，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一个典雅的一袭白衣的女孩儿正绽放着女神般的光芒。她清澈的大眼睛是那么恬静，她浅笑的嘴角是那么自信……她柔柔的环视着渐渐安静的观众，淡淡的把头发缕到耳后，手指灵巧的轻拂着吉他，流水般的琴声月光般倾泻大地……一个也许会美好但完全未知的明天，就这样，在这个被琴声感动的少年面前，徐徐展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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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考完，浑身被淘空了一样。可惜没法休息，又要上班了。请考试假这一周拉了太多工作，又要开始没日没夜了。谢谢大家鼓励，有话就留言。

风中芦苇

每天上班我习惯点Canary Wharf一家香港中餐馆的外卖。一般先用独家专利的model，乐此不疲的计算出在公司budget以下的当天心情允许的各种菜的组合，提前15分钟打电话过去，然后走路去取。每天都有位不同的waiter/waitress把打包好的菜给我，久而久之，我几乎已经点过了那里所有的菜，也认识了那里所有的waiter/waitress，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幅新脸孔的waitress。

你是四川人把？那个小女孩儿先发问，一幅很机灵，却又怯生生的样子，估计是打工的学生，听口音有点淡淡地Cantonese，但不重。

嗯，是啊，成都的，你怎么知道？我一惊，饶有兴趣的问。

你每天点的都是些川菜系列的阿，长的也像四川人。她有点得意地说。

哼哼，你们的川菜可是一点都不辣，顶多是挂个川菜牌子而已了。我忍了忍，本还想哭着喊着抱怨一下每天光顾居然不打折的违反国际菜道主义的骇人发指的行为。

我也是在成都出生的，四岁去的香港。她轻轻地说，埋头有点不熟练的在用刷卡机。

哦，老乡嗦！我心里一震，下意识的用成都话。她笑了，似乎听懂了，但没有回话。算了，我释然的笑了，她这么小就离开了，大概是忘了成都话该怎么讲了。我帮她调整好我的信用卡，继续又试了一次。

结账完毕，本以为可以走了。等一下！她突然用有点走调的成都话喊了一句。她拿着附送的辣酱盒子转身跑进厨房，然后还给了我，我一看，辣酱多了一倍。大家会心一笑。

走回去的路上，突然有点感慨．父母是成都人，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文革开始后，便被支边发配到一个偏远川南的国家军工企业，他们的同事也是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父母中年得子，我从幼儿园起就说普通话，吃各地菜，和不同省市的后代们做同学；只有回家，才能说成都话，吃川菜。小学快读完的时候父母调回了成都，尽管因为政策原因没能回到以前的市中心，去了一个卫星区，但好歹离开了与世隔绝的深山，回到了现代社会。可一上学，我却突然发现听不太懂同学在说什么——原来父母教我的母语，是他们当年读书时的成都话，和我当时周围人说的现代成都话已经整整30年的差距了。我，荣幸的成了语言学上的活化石。于是我在12岁那年，进入了update母语的状态，……就闭眼想象一下要联网去update一个30年前的诺顿杀毒软件要花的时间和精力吧。而她说的成都话是多久年前的呢？她还有机会update么？而我6年前的成都话，是不是也该update了呢？ 

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一共在成都读书呆了近6年。这六年中，一直有种在漂泊的局外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频繁的搬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全家都不会麻将不会打牌和典型的成都“闲”文化格格不入，我想，可能从小就是一种变动的环境中长大，这种父母教予的这种局外人心态，能minimize环境变化的给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吧。突然想起高尔斯华绥在里程碑《福尔赛世家》里说的：“其实我们都是芦苇，而命运是风”，既然命运如此强大，干脆风怎么吹，就怎么飘吧。

但有一点，恐怕那个小孩儿要失望了，我其实已经不能吃辣的了，每次他们赠送的辣酱都被我直接仍掉了。首要原因，是我恼人的鼻子上的痘痘，一丁点辣椒就会让鼻子红得可以当照明设备；还有，因为从小就吃的是母亲温和派的川菜，而且在北京读书四年，KP一年，牛津一年，我已经很久没真正的系统的吃过川菜了。在伦敦吃过不多的几次正宗川菜，同去的四川老乡在嫌口味不够劲爆时，诧异的看着我被辣的上窜下跳，口吐白沫，死去活来。而Canary Wharf这家馆子，有四川字样的菜名，却没有真正的辣味，正符合我可怜的扭曲的作为川人的归属和认同……（不要可怜我！！！）

以后的几天都是她帮我把菜打包，我们用成都话渐渐的也聊了一些。她果然是个学生，幼年离开成都前，居然一直生活在我父亲的那所大学校园里。她脑海里的成都是10多年前的样子了，浑浑的府南河，全是荷塘的大学校园；而我脑海里的成都，是6年前离开的样子，我告诉他府南河早就改造了，以前的那所大学还是没变，荷塘还是那么美。她的眼睛里能看到一种对遥远过去的重温和眷恋，她也想找到自己的过去和曾经的归属么？而我也有点惊讶于我这个非市中区的局外人居然还真的知道这么多成都的事情，似乎第一次有了曾经归属过一个地方的感觉。

一天中午，打电话订了菜后，本以为马上就能去拿，可临时MD有份ppt要改，等我跑出办公室时，已经是两个小时后了。那几天的伦敦刮起了我从没见过的大风，艰难的一步步挪向餐馆的时候仿佛要把我刮走。等我好不容易到了餐馆，发现换回了以前的那个waitor。他告诉我，那个女孩儿要考试了，从今天下午起不再来打工了，他还告诉我，她本给我准备好打包的菜，一直等了一个小时，但还是没有等到我。我像被重重的一拳突然打懵了。打开包，除了菜，还有比平时多了两三倍的辣酱，填满了整整的整整的一盒子。

我的心在慢慢的下沉。虽然我暗暗的告诫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的局外人，不该为这些生活中的小变动而感伤，可我发现这一次却是那么的难。伴着这些菜，我闭着眼，狠狠地吃完了那整整一盒的辣酱，尽管被辣的呛声不断，涕泪横流。但这又能怎样？通过这种方式，真的能找到我的过去，找到我自己么？……

然后，我开始拉肚子，伴着低烧，持续了两天；鼻子不出意料的开始疯狂长包。我于是固执的不愿意再去那餐馆了，又开始托同事买饭，重温意大利通心粉和印度烤饼了。一天中午在楼下和同事goodbye后，我发现我下意识走上了通往那个中餐馆的小道。为什么会还想去那里呢？可是，难道还要继续味同嚼蜡的通心粉么？难道还要忍着难以下咽的咖喱么？

Canary Wharf的大风还是在耳边呼呼的叫嚣着，我艰难的在风中平衡着身体，难以顺畅地呼吸，十指紧紧扣住随时能飞走的文件包和衣服，领带飘打着我的眼镜，视野一片模糊。内心有一个声音呼啸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从哪里去？我曾属于哪里？我能属于哪里？我会属于哪里？……我缓缓的停步,感觉像在命运狂风中挣扎的芦苇；靠在风口，大脑一片空白……这一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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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两周不见了。一是工作实在是忙疯了，有几天已经是all nighter了；二是，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很我的经历很相似的人，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和评价我自己的经历。这个艰巨的评价的任务，还是留给读者你吧（如果觉得太长，可以点网页上方的"Blog"，在一个更大更宽的页面里看）。

教授保罗

保罗同志不是教授，是我的同事，比我早进来。见他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在什么地方神遇过。深黑的眼眸，睿智中朦胧氤氲着一丝柔弱的颓废和怀疑，宽宽的黑框眼镜，经常皱着的剑眉，再加上一脸浅浅的洛腮胡，对了，要是能配上深黑的大袍子, 这简直就是牛津典型的郁郁不得志的教社会学史的讲师嘛。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会选择只有aggressive的偏执狂才能生存的投行业呢？见他第一面起，我固执的断定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说来也怪，从小一见到知识分子啊，教授啊，学者模样的人，我的心就会无缘无故怦……怦……怦，在此正式简称为“恋授情节”，或“恋授癖”（想成“兽”的人请狠抽自己两耳光！）……

第一次和他合作，是一个Deadline很紧的并购咨询。当时MD在纽约伦敦两处飞，Associate在休假中，只有让保罗带着我做。保罗不爱说话，一说话小心翼翼的，为你考虑的很多，客气的要命。（突然无比怀念第一个在KP带我做项目的Ann 姐姐，为了让我明白应付工资和工资费用的区别，可是老虎凳、辣椒水十八般酷刑都给我用上了,幸好我如刘胡兰般坚贞不屈,打死不会）。

MD想按照上一次类似的Deal来做这次的ppt，但上次的Deal的信息很不完整，与其按葫芦划瓢，还真不如打翻重作一份。眼看deadline快到了，东西还没finalized。保罗已经一天一夜没睡了，一幅沉默中大义凛然的样子，准备做MD祭台上的羊羔了。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幅无谓的牺牲，就拨通了MD的手机。MD睡眼惺忪接电话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他正在纽约，是半夜5点，还没起床！听我吓得结结巴巴地说完了情况，MD倒是出人意料的充分体谅，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保罗得知延期消息后先让我回家睡一觉再来。算了吧，我们是一个team！我没有走。保罗还是没有说话，眼神闪过一丝感激。

第二天我无意看到了保罗书架上竖着一本熟悉的贴满了五颜六色标签的韦伯的《社会学原理》下卷，这本本该藏在500年图书馆的地下室的社会学圣经居然出现在了Canary Wharf的高楼里，真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本科在剑桥读的社会学，在还没分清是恨它还是爱它之前，又到了LSE读了社会心理学的Master，正当想继续读博的时候，发现不管是回剑桥还是留在LSE都没有奖学金了。只好先工作。唉，这种没钱读PhD的经历，在破落的大英帝国早就习以为常了。我告诉他，咱们是同病相怜，我牛津MSc毕业时，本也拿到了剑桥和LSE的Ph.D的Admission，但也是没有钱读，稍稍一问，还都相互熟识几个业界内有名的教授，我们居然还差点跟了同一个穷得要死没有funding的PhD导师……

这一刹那的感觉，就像是两个本是老乡的叫花子，在各自天地为家的流浪中，不经意偶遇，乡音未改，唏嘘流涕；来日收拾破烂上路，回首道珍重，不知下次相见是否已人鬼殊途。当天晚上，做了一个让人颇为惆怅的梦，梦见在图书馆的午后，牛津春天的阳光斑斓的照在我们的书上；窗外，绿水蓝天，正在划船的我们笑声桨声不断，还依稀听得到古老学院教堂远远近近的钟响……

于是，他开始叫我Dr. Wang （终于和我老爸一个头衔了，哈哈）, 作为回敬，我亦称他Professor. Fernandez （他的姓太长，就直接简称Professor了），反正好玩儿。但一来二去，我们的Department Head 终于忍不住忧心忡忡地问我们的助理，我们的这些孩子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最后项目快完了的时候，Associate加入。这位Associate最臭名昭著的特点就是爱乱开玩笑。比如听到我学的专业，他直截了当笑着说，你学的就是垃圾，让我教教你真正有用的东西，这玩笑真够震撼的，当时第一反应是想把他这条死鱼拖出去腌了。后来发现Associate其实人不坏，technique也很强，也就淡忘了。最后一天到了晚上12点，我们完成了ppt, 等着Associate批阅，然后我们就可以当晚传真给MD。可Associate在office另一头优哉游哉的吹牛聊天，没有消停的意思。

更可怕的是，我发现庞大的Vendor Machine里居然咖啡都喝光了（由此证明了Banker血管里流的是咖啡，不是血；我还好点，流的是红牛……）。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听见保罗对着电话平静的对Associate说：“请你现在停止聊天，把我们的东西改完， 我们已经为你干了两天一夜了，你该对我们的成果负责。” 跟他同级的几个analyst不知所措的看着他，一直礼貌的保罗怎么会对Associate这样的说话，比这更晚的时候多的是啊。再说了，我们的Appraisal全是Associate讨论的，他们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职业道路的。

Associate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但还是照做了。传真发送完毕，我们步履蹒跚的下到了自己楼里的自助Starbucks。躺在沙发上，窗外，紧挨着晶莹荡漾的泰晤士河夜色，伦敦城似乎连睡觉都舍不得卸妆，阑珊中倒更见清韵。积压了几天的疲惫，像咖啡上的蒸汽，淡淡的弥漫飘散，环绕着意识已接近模糊的我们。保罗的眼神又回到了我第一次见他的状态，虽然还是那么逼人的书生气，但瞳孔却浮着一层薄薄的雾霭，熄灭了本是跳跃的灵性。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啊。

“你知道么，快毕业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找不到工作？”保罗冷不丁的说，不知是喃喃自语还是在对我继续说。“我学了五年的社会学，五年啊！我真地想认真地做做研究，出人头地……可真的要读博的时候，才发现穷教授们都没有funding，没人能救我，没人能救我……。被迫找工作时，我发现我就是一个白痴，所学的根本派不上用场。 我就发狠的借Corporate Finance的书看，我就旁听Finance的课程，我就买FT，我要自己救自己，我要证明我不是笨蛋……”他顿了顿，“而现在，我就在这里，在Canary Wharf，在Bulge Bracket里顶级的投行，但又怎样？我本以为挣够了钱会马上回去，但我现在……对不起……但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走了。”

“为什么？”我问，恍惚中内心深处有什么被狠狠地揪了一把。

“在这里，我能感觉到我有自己的价值，我能被社会认可，这个世界都需要我们投行。但这个世界谁会需要我学的社会学？没有人，没有一个人阿！……真正最好的社会学PhD，我的师哥师姐，全都只好转行，去商学院教书，因为他们也想被世界承认，被世界需要……就这个Associate，上班的第一天就告诉我，我那几年学的东西都是bullshit，我从此就很反感他。但到现在，我不知道了……我发现他似乎是对的，总是对的，总是对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慢慢的消失了。

困到极致的我意识也已经很模糊了。他说的事情，是那么的熟悉，却又像发生在很久以前。耳边，划船的桨声，学院的晚钟，导师的教诲，毕业典礼的管风琴声，如潮水般层层将我的意识淹没，失去了思考和安慰的能力。

“听，”我喃喃的说，“听这河水声音……”，“嗯”，他说，“我听见了，怎么了？”，“能让你记起来剑桥划船的日子么，是你的黄金岁月吧，Professor?”我笑着说。他于是闭着眼，用心听着，过了仿佛半个世纪，他缓缓舒展了眉，梦呓般：“Yeah ……absolutely, Dr. ”

就这样，两个西装革履的仿佛无家可归的孩子，昏睡在了午夜光影暗淡的Starbucks 的沙发上，嘴角还残留着咖啡的余渍，眉尖还荡漾着微醉的笑意。尽管还能在梦境里重温在学院看书划船的岁月，尽管还能在梦呓里挥舞知识分子般傲气的誓言，但他们都不知道，这曾经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理想，不知何年、何地才能实现…… 不管怎样，还是先让这Canary Wharf再高的大楼也挡不住的月光，温暖他们疲惫却又倔强的身躯……让再夜深也挡不住的泰晤士河轻吟的晚风，安抚他们流浪却又不断寻觅的灵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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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觉得该佩服一下自己，在这种人鬼皆不像的生活中还能坚持写blog。同意小萌的话，时间真的是可以挤的。Blog成了我现在唯一的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谢谢大家的留言，让我觉得还没有被世界遗忘。

狂奔中的爱情

第一天上班时，第一个跟我握手的同事的就是意大利小弟卡洛，就坐我对面。我看他的第一眼还以为是intern，虎头虎脑的一小孩儿，虽然又高又壮，但五官嫩嫩的，没有典型的意大利人那么生硬，透着一种小孩般的颇有灵性的憨直。一口很搞笑的意大利口音，口头禅是：“我奶奶说”，笑颦间还真有点可爱。他是LSE本科的First Class，一毕业加入我们这个组，比我早半年，按理说该20+了，可我老怀疑他没满16，甚至建设性的想像他奶奶的行业和人大东门那帮人一样是办假户口的，帮他改了年龄云云。总之，无忧无虑的小孩儿一个。

第二天起他就神秘的消失了三天，据说是回罗马了。周五中午，我喉咙里的法国面包拒绝下行，正想喝口汤时，他奇迹般的出现在大家眼前，他今天应该还是放假啊。他说路过上来看看大伙，女朋友在楼下等他，……这句话差点把我噎死，靠，这小孩儿，居然还有女朋友，看来意大利的早恋现象相~当~严重阿。然后他大嚷：他要结婚了！求婚刚成功，这两天已经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了！这个爆炸性消息已经让我快淹死在汤里了。

难以想象，在宏伟的罗马大教堂里，两个五官都还没长开的小孩子，穿这大号的结婚礼服，哆嗦着面对神父宣誓……天哪，我要是神父，会在读誓词前，禁不住问他们有没有逃课，有没有完成今天的作业的！在大家的祝福声中，我突然感觉自己已经老了，双鬓斑白，旖在街头，风吹日晒，流浪狗为伴……

渐渐的开始一起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原来他并不是个小孩儿，而是个Star Analyst，不管是我的Mentor还是带项目的Associate，人人都爱他。专业过硬，行事如风，已经独立的作项目了，直接向MD汇报。我发现晚上三点钟我走的时候，他在；9点我来的时候，他也在。吃饭叫外卖，厕所就在我们座位的对面，困了到会议室躺一会儿沙发，连洗澡都是锻炼后直接在楼下一层的健身房解决，真正吃喝拉撒都在10平方米范围内啊。 

工作累了，他会应他FANS的要求，讲讲他的女朋友。他们是大学同学，之所以爱得死去活来，是因为女朋友是西班牙人，听不太懂他讲什么，所以爱情一直神秘又新鲜 （这也行！！！）……还比如他奶奶告诉他，因为还没有登记，他可以在这最后的快乐单身汉时光date as many girls as possible，还煞有介事地问大家有没有临时的GF可以介绍dating一下，他满意的话还可以挑作伴娘……这时他的小孩儿本性才调皮闪光，让我们经常在半夜笑得死去活来。

上周是卡洛的生日，其实对Banker来讲，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除非那天有deadline。下午他接了个电话，口气渐渐像在争吵什么，最后重重的挂了。他告诉我们，他浪漫的女朋友……确切说是未婚妻，今晚悄悄从罗马飞过来，想给他一个生日惊喜，现在已经在家门口了。可是今天晚上12点前，我们的一个Pitch要完成给MD；凌晨两点半，我们两个组要把一大套行业分析汇总，早上6点前交给要上飞机的另一个MD。于是Star Analyst卡洛先生拒绝了未婚妻小妹想见一面的要求，而小妹正在哭呢。大家心里有些酸酸的，劝他还是抽一个小时陪陪人家， 天又不会塌下来。他无奈的笑了笑，一言不发，继续工作。

晚上11点半，一直老实忠厚的Associate大哥洛柯完成了他的东西，开始订出租车回家，先订了自己的，突然提高了分贝，用浓重的俄语口音说：过一会儿，如果一个叫卡洛的Banker要订车，记住，不要给他,因为他很坏，非常非常坏。他放了未婚妻的鸽子，该让他走路回家反省一下。大家哄堂大笑，卡罗装无辜的作出一幅"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的表情。

11点 50分，我们的Associate，混血气质美女Maggie也完成了工作，优雅的芊指免提播了订车热线，也是用娇弱的嗓音先订了自己的，然后突然恶狠狠的说：听着，如果过一会儿有个叫卡洛的混蛋要订车，请你报警逮捕他，因为他今晚严重的伤害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的心……我们都笑得不行了，可怜的卡洛阿，大家就饶了他把。

12点，顺利完成了Pitch，我告诉他，还是去看看她把，我们能做完的。真的？他犹豫地问道。快走吧，难道你想这未婚妻还没转正就直接成前妻么？我说。他眼神闪烁着感激的光，猛然点一点头，转身奋然的往电梯跑去。可你还没订车阿！我刚想提醒，却突然明白，他家离公司比较近，他等不及花15分钟等出租车，要直接跑回去!

就这样，一个年轻的Investment Banker，怀着赎罪的心情，向着家的方向，狂奔在午夜的Canary Wharf 的大道上，头发凌乱，西服翻飞，领带乱舞。身旁这高楼森林的霓虹依然斑斓如画，沿着的泰晤士河的晚风船影依然清新迷人，可在他的眼里，刹那间全都失去了光彩。现在，他只看得到远处那一幕更绚烂的风景，也许此时此刻，正委屈于梨花带雨的简陋房间，正挣扎于渐渐微弱的生日烛火，但是，也值得年少不经事的他，学着为之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去挽回，去平衡，去珍惜。

这风景，就是一个Investment Banker 正狂奔着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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